证券时报记者 余世鹏
上周（4月13日至17日），公募基金在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动作频繁。基金公司在披露去年投票结果的同时，还透露投票背后的参与细节。例如，针对上市公司大额分红和大额资本开支，做出股东权益保护干预。同时，基金公司还与基金业协会、基金同业公会等相关方，通过研讨会等形式发出治理参与信号。
受访人士对记者表示，和过往相比，公募如今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条件更为成熟，制度更为规范，公募治理参与的层次、积极性、方法科学性等方面有望提升。
基金公司披露
股东会投票细节
上周，华宝基金披露2025年度参与股东会投票结果。去年全年，华宝基金一共有过236次股东投票，涵盖约30家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针对同一事项投票的基金，最多达到了20只。截至目前，还有万家基金、华夏基金、南方基金等公募披露了此前的投票结果。
投票次数最多的是华夏基金，该公募2025年一共参与股东会1000余次，投票参与度领先市场，同时还完善了代理投票工作，包括修订代理投票制度、优化投票流程、制定内部投票指引等。
证券时报记者获取的案例显示，公募投票背后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参与细节。以华夏基金为例，2025年某建材公司召开年度股东会，拟实施分红计划，华夏基金对此大额分红表示隐忧。华夏基金研究员关注到表决事项后，与研究总监、持仓基金经理进行讨论：分红方案虽不会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且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质押杠杆，但关于未来分红计划和经营目标，华夏基金内部讨论后认为需要审慎研究。在华夏基金交流沟通后，上市公司修改了议案。
联合治理信号隐现
公募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属于公司治理领域典型的外部治理，参与主体包括基金公司、基金业协会、监管机构等主体。除投票外，这些主体还会通过研讨会、政策发布等形式联合发出治理信号。
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兴证全球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公募在4月17日通过上海基金同业公会举行的上海公募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实践研讨会，展开所有权实践探讨。该会议聚焦的议题包括“首次公开披露记录对机构品牌带来哪些预期挑战？”“如何确保每一份披露意见的逻辑一致性？”等方面。
基金业协会以及深圳辖区30多位公募基金行业代表，近期参加了深圳投资基金同业公会举办的“公募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专题会议”，此次会议聚焦的是《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管理规则》（下称《规则》）下基金公司面临的三大核心挑战：流程严谨性、决策合理性与披露专业性。
上述《规则》于去年5月发布，是《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布后首份落地的配套实施规则，也是基金业首份聚焦基金管理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系统性规定，指出了公募基金参与治理需关注的八大行为和行使股东权利的九种方式，以及持股5%以上基金股东“积极行使”表决权的十三类事项，明确了“积极股东”角色。
治理参与有望持续深入
公募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实践最早出现于2003年，先后在招商银行、格力电器等知名上市公司的治理参与中有过出色案例。和过往相比，公募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也更为成熟。
根据嘉实基金分析，一个基础且关键的变化，是A股上市公司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在逐年下降，从2021年1月的35.8%下降至2025年6月的31.8%，股权结构从“一股独大”向更加分散、制衡格局演进。另外，于2026年1月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是自2022年准则实施以来的一次全面升级，以管好“关键少数”为出发点，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矛盾，是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理念持续优化、制度体系日益健全的重要标志。
在这一背景下，公募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呈现出更明显的“积极股东”效应。北方一家公募表示，随着被动投资基金规模扩大，基金换手率也在逐渐下降。对大量持有成份股的基金而言，传统的“用脚投票”策略（卖出表现不佳的公司），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基金公司更有动力通过“用手投票”和多方积极沟通，来改善所投企业的长期基本面。
“参与公司治理不只是投票次数、反对与弃权次数等表层数据，实际还有大量非公开的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流、沟通，本质在于行使我们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权利，促进上市公司提高治理水平，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华夏基金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当日常监测中识别出争议事件，或通过行业和股票分析发现被投企业的可持续性风险和机遇时，会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沟通，根据被投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发展历程、股权结构以及沟通意愿，提供针对性建议。
华南一家公募的中高层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公募在上市公司的治理参与有望持续深入，参与层次、积极性、方法科学性和效果评价等方面也都会持续提升，“我更期待的是，公募能在上市公司治理中主动提出更多议案，从投票中的跟随者成为引领者。截至目前，公募基金在2025年参与的治理投票事项，均不是作为股东所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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